蒋寅在《古典诗学中“清”的概念》（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0年第1期）一文中提出，“清”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既是构成性的概念，与诗的本质论、创作论相关，又是审美性的概念，与诗的风格论、鉴赏论相联系；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，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艺术的终极审美理想相联系；“清”在其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分别被注入和赋予了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，具有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基本内涵，就其正面部分而言，是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，诗人气质的超脱尘俗，立意与艺术表现的新颖等，其负面部分则是单薄浮弱；“清”在诗学史上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审美概念，有广泛的包容性，其派生能力极强，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这一概念的演变和内涵，是今后古典诗学的一个课题。
李笔浪在《经书的编订与六经的形成》（《唐都学刊》2000年第1期）中认为，孔子依据他的思想对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古文献进行整理，为儒家学者继续研究这些文献提供了思想和方法的指导。孔子之后，由于儒家内部分派，在运用和发挥古代文献时角度和观点有别，加之儒家学派以外道家、法家有对经书的引用，大大开阔了经书研究的视野，以致秦汉之际，经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，六经的涵量也大大增加。
许纪霖在1999年第7期《读书》发表《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》一文，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“风气大变，转向实证化、朴学化”，乾嘉传统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。罗志田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他在2000年第1期《开放时代》上撰文指出，当今的史学论著似乎多朝着几乎相反的方向发展，实在看不出多少“乾嘉”的影响；在各学术刊物的史学论文上，“非乾嘉”的特点表现得比专著更为充分。就中国史学而言，追求揭示历史上人与事的“因果关系”，是从20世纪初即开始的希望把史学弄得更“科学”的努力目标的最主要表现形式。
陈辽在《罗贯中找到了吗》（《齐鲁学刊》2000年第1期）一文中说，罗贯中的籍贯有山西太原、山东东原（东平）、浙江钱塘（杭州）、江西庐陵（吉安）等观点。其中“罗乃太原人”一说接受的人较多，山西籍的学者尤主此说，其根据是《罗氏家谱》。本文结论说，清源《罗氏家谱》中的“罗才某”是明弘治以后出生的人，乃《罗氏家谱》撰修者罗礼的嫡亲伯伯，与罗贯中并无关系。罗贯中还未找到。之所以产生这一误解，是由于某些学者缺乏谱牒学的基本知识，牵强附会。
陆晓光在《古代中国对日本称名演变的历史考察》（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2000年第1期）一文中认为，中国古籍中对日本是先称“倭”而后改为“日本”。古汉语中的“倭”字实际是个中性而略具褒美意味的词，以“倭”为“不雅”之名在古汉语中并无根据。在中国古代典籍中，“倭”称真正成为“不雅”乃至贬意鲜明的特称词语是明代以后特有之现象，其背景原因则是明代时期日本方面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掠暴行。中国古籍对日称名由“倭”改称“日本”，反映了中国古代对日本民族的尊重和宽容，而“倭”称在古书中从一个不无褒美意味的词语转变为一个贬义鲜明的特称，则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化之道义立场在对日关系方面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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